“李焕英”背后:两代人的母职与自我

  今年春节,电影《你好,李焕英》以一个女儿版“妈妈,让我再爱你一次”的故事,将爱的付出主题,从“为了孩子”转变为“为了母亲”,感动了大批观众。“我认识妈妈起,她就是一个中年妇女”,这句话击中了无数母亲和儿女的心,也让我们看见对女性身为“母亲”所承担的重量。

  在孩子眼里,母亲是由亲子关系定义的,孩子生来就有母亲。但是,母亲却并非生而为母。她原本是自主个体,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始,与另一个小生命紧密相连,被他/她无限依赖、对他/她无限包容,在不计回报地付出过程中,她才学会了让渡出部分自我,来“成为”一个母亲。

  影片别出心裁地让主人公穿越回自己出生前,来重新认识一个青春洋溢、光芒四射、完全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李焕英。在有了孩子以后,她成为一个无条件爱孩子的完美母亲,但就是因为孩子不省心,在与同事之间的较劲中,曾经的光芒式微了。这里,抛开导演叙事时的个人情感不谈,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为人母的过程中,作为个体身份的“自我”和作为关系身份的“母亲”之间的张力。

  身为母亲,意味着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空间被极度压缩。影片中的母亲是50后一代,是与共和国同龄,完完整整地经历了巨大变迁的一代。她们在童年时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教育,早早地进入了单位,又在子女养育负担最重时经历国企改制,难以快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随后,孩子就业、成家,带来物质上的重重压力,当下,又不得不被卷入孙辈们在高度竞争环境下的抚养和教育。可以说,这代人并没有得到过太多为自己而活、成就自我的机会,这也加重了她们的人生被“母亲”角色、即子女成就定义的程度。

  相比这一代,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女性是幸运的,她们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社会也有了更多元的价值观,为她们实现自我提供了更多可能。但这不意味着当她们成为母亲时,仍然可以拥有充足个人空间。相比上一代,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养育的责任被更多地退回至家庭,抚育要求却在消费主义的导向下层层加码;家内的性别分工也被更大劳动力市场所强化,在996的工作压力和未彻底转变的社会观念之下,父亲常常缺席;与此同时,女性本身的职场压力也在加剧。这些都使女性在“做母亲”还是“做自己”之间感受到更大的冲突,也使“母亲”这个角色在当下隐含着高昂的机会成本。

  中国是全世界工作母亲比例最高的国家。现实中,我们看到女性以种种策略来竭力保全自己在母亲角色之外的自我实现。最常见的是代际支持,以上一代作出牺牲为代价,保护夫妻二人作为家庭最重要劳动力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或是雇佣家政工人,以市场化的方式减轻照料负担,换取更多个人空间;哪怕不得不退回家中做全职妈妈,很多女性也仍在寻求一种能兼顾家庭和孩子的就业方式,如微商、社区团购等等。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都局限于家庭内部,女性在成为母亲后的自我实现,或以牺牲家内其它成员为代价,或高度要求自己为代价,或以牺牲更低阶层的女性为代价,缺少来自于外部的公共支持。

  该如何为身为母亲的女性自我留出更大的空间?这不是母亲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家庭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对儿童和家庭更为友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有赖于我们儿童价值观的转变,需要将儿童视为全社会共同的财富,而非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从而提供更具公共属性的抚育支持;这也需要我们对性别平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不是两性一模一样才是平等,而需要看差异,鼓励双方承担平等的家庭照料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曾说,“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也在与全国妇联领导班子集体谈话中提出要求:帮助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做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新时代女性”。当前,在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社会公共性的、扎根社区的、多主体合作的协力育儿体系,使更多人愿意、敢于当母亲,使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也使女性有更多元、更通达的自我实现管道。

  (作者施芸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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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货来去如风,什么鬼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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