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村”书声:哪家孩子成绩好 村里宴席爹妈坐上席

 

 

  “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走下心中的‘悬崖’,而观念的改变,还是得靠教育。”

  在彝族作家阿克鸠射看来,悬崖村的父母们,对教育的重视已经不比城里的家长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知识才能为孩子们插上飞出去的翅膀。”

  2020年11月,立冬之后,彝族新年,孩子们都从山下回到悬崖村。

  11月22日下午,从钢梯上爬上来,19岁少年某色布且弯腰走进半山坡的家。这是个土夯房,屋里不算亮堂,刚杀的猪铺在地上,墙上挂着香肠,不远处彝族火炕火烧得正旺。火塘旁,14岁的某色小林正将作业收好,初二的她在作文里回忆自己的小学,字迹端正秀气。

  布且放下背篓系上围裙,围着灶台开始做饭,他是昭觉县民族中学高一的学生,也是现在山上勒尔社里唯一的高中生。当年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比他大三四岁的,有的已经做了父亲,“到我妹妹她们读书时,村上的孩子都能按时入学了。”

  曾经的悬崖村,读书比不上找牛羊归圈重要。艰难的上学路,大多数孩子只能读到小学毕业。如今,当纷繁的现代文明冲撞着这个古老村落时,村民们已经相信,读书是走出贫困的最好出路。

  截至2020年6月,在悬崖村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到县城安置点之前,悬崖村小学,包括“一村一幼”幼教点,共有520多名学生,均实现适龄儿童全部入学。搬迁后,大部分学生已转学到县城3个安置点周边的学校就读。

  梦想让每个人发出不一样的光,这里的孩子,无人再辍学。

  山上山下 

  两代人的求学路 

  布且的上学路,并不好走。

  因为下山的藤梯太危险,他11岁才开始读小学。曾经的他每周回家一次,都是被父亲用绳子绑住腰送下山,小小少年背着一袋大米和咸菜,走上7公里的路到达学校。漫长的冬天,小脚丫得蹚过冰凉的河水,踩过厚厚的积雪,路途中湿透的裤腿与鞋子,到了放学依然冰凉。

  这也是一条越来越孤独的路。小学头两年,布且还能和七八个同村伙伴一起上学。到了五年级时同行的就只剩下两三人,上到六年级,他还有唯一一个伙伴,但到了中学,这条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以悬崖村的孩子上学都晚,因为小娃娃们走不了藤梯,只能在村里趴在地上玩,浑身黄土。”今年50岁的莫色子古太清楚这条路,他在悬崖村长大,年少时拼尽全力想要走出大山,却在中学毕业后,因家贫而放弃学业。

  “以前,悬崖村的孩子成才太难了。”到现在,莫色子古都记得自己彼时的迷茫。直到1993年,受支尔莫乡委托,他成为阿土勒尔村的代课老师。在他之前,请来的老师都留不住,留下的老师自己都是小学文化。相比“小学生”教小学生,在悬崖村长大、又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莫色子古是最好的人选。

  那是他最开心的一天。接下来的11年,他在悬崖村的三个社待过,一个人承担起语文、数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也因此,莫色子古见过太多人被中断学业。其中,上学的路太难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悬崖村,即使孩子们好不容易读到中学,但最近的古里中学距离悬崖村也有50多公里,村上的学生娃需要凌晨4点就出门,小小的身影顺着山路越走越远,路上饿了就啃玉米饼和土豆,直到下午6点才能到学校。

  在莫色子古的经历中,路险、家贫、父辈的认知,任何一项都会阻断上学路,“何况,悬崖村占全了。”

  命运不同 

  读书好,腰杆子硬 

  对于布且而言,从小他就知道一笔账,他们家全年的收入主要来自种玉米的2000多块钱,而他一年的学杂费需要大概600元,占了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陆续有了3个妹妹后,压力更大。

  这一家四个孩子能一直读下去,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某色伍哈。那是个背已佝偻的中年人,明明才48岁,但黝黑的脸上已被操劳刻上深深的皱纹。而他的故事,是关于悬崖村上一代的遗憾。

  故事的开始,是悬崖村的一个少年,他在13岁前没下过山,童年没有受过教育,他不会识字也不会说汉语。28岁时,他独自去长春打工,语言不通,没有技术,待了一个月就想回家,但因为不识字总是坐错车。

  坐了很久的车,不知道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求助。他又累又饿,终于想到把来时的车票递给售票员,指着出发的地名,手脚并用表达着想去哪里。终于,沿途的风景逐渐熟悉。在回家的路上,他哭了。一年后,他有了儿子,他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后代重复自己这样的生活。

  “不能让孩子也吃没文化的苦。”坐在火塘边,某色伍哈用生硬的汉语说。

  观念的改变总是缓慢且坚定的。有人是在见到世界之大后的感受。2008年,村民饿的来格从山下背回一台21英寸的电视,那是村里的第一台电视,全村人都围在他家,外面的世界第一次这么近涌上这个悬崖上的村庄。对饿的来格而言,在中学时放弃学业,20岁报名参军,经过一段热血岁月后,他带着三等功退伍回村,却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和祖辈一样的生活中。

  “习惯贫穷也是一种贫穷。”在过去7年里,彝族作家阿克鸠射曾54次抵达悬崖村,从藤梯到钢梯,他深入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36年前,悬崖村有了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大专生。阿克鸠射和他聊天时,他已年过半百并在县城安了家,但仍能想起幼时小学的土墙茅草顶,老师写字的木板、学生写、画的尖石头。那时村里家长不觉得读书有什么用,直到他在大专毕业后有了工作,并顿顿能吃上“猪肉和大米饭”,人们才认识到读书的价值。

  “现在都是‘教育攀比’了。”曾经,作为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子阿牛需要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劝说辍学的孩子回学校。村里攀比得最多的,也是红白事杀了多少猪羊,送了多少礼金。可如今,这里的观念早变了,“哪家孩子成绩好,考到好学校,哪家的父母就会被奉为上宾,村里红白喜事坐上席。”

  因为儿子布且,某色伍哈走在村里努力挺直腰杆。这位父亲最自豪的事,就是告诉大家要下山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尽管他不识字,也看不懂成绩单,但他就是相信,儿子的成绩肯定很好。

  世界很大 

  离村民不再遥远 

  和观点一起一点一滴改变的,还有这条上学的路。

  2014年,位于悬崖村山脚下的勒尔小学建成并开始招生。2016年,钢梯修好,村里有了幼教所。2020年,84户曾经的贫困户搬下悬崖村,在县城安置点拥有了新房。

  在整个昭觉县,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9.88%、初中入学率达到99.86%,30222名曾经的贫困家庭子女全部入学就读。

  读书声响起,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梦想。

  布且希望未来自己能考上大学、学法律,这源于他从小看见村里人有争执都自己解决,长大后才知道有些事应该用法律来衡量。

  为了这个目标,布且很努力,他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凌晨才睡。“城里的孩子基础比我好,但是比我还努力。”对于女孩某色拉作而言,刚从勒尔小学到昭觉中学时,曾被巨大的不适应笼罩。在年龄上,17岁的她是班里最大的女孩;在课程上,也从小学时只有三门课猛增了历史、政治等多门课,拉作想起从小攀爬藤梯的上学路,每当她想要放弃时,就会把路程分成一个个小目标,再一段一段抵达。于是,她制定了每个阶段的学习计划,一点点赶上,直到现在成绩稳定在班级前十。未来,拉作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回到家乡,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好读书这条路。

  “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走下心中的‘悬崖’,而观念的改变,还是得靠教育。”在阿克鸠射看来,悬崖村的父母们,对教育的重视已经不比城里的家长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知识才能为孩子们插上飞出去的翅膀。”

  如今,在悬崖村,基本上都是母亲在城里的安置点照顾读书的孩子,父亲在山上村里种花椒、油橄榄,搞养殖和经营农家乐,全家人的盼头就是让孩子们安心读书。对于他们而言,一直留在悬崖村,和出去感受过世界后再回到家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徐湘东 肖洋 杨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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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货来去如风,什么鬼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