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始作俑者”怎么看“破除SCI至上”

  作为CSSCI的最初设计者,苏新宁怎么看CSSCI被学术界当作评价指标,怎么看浮躁、功利化的不良风气,怎么看破除“SCI至上”等新规对CSSCI的影响?有破亦当有立,学术评价究竟该往何处去?

  破“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

  “破‘五唯’,破的是‘唯’;破除‘SCI至上’,破的不是SCI,而是‘至上’。”访谈一开始,苏新宁就开宗明义地指出,“SCI和CSSCI都是评价体系,不能全部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会造成学术界的混乱,不能让评价无所适从。”

  他认为,不必反对所有指标体系,要反对的是把这些指标错用、滥用。“不怕指标多,就怕指标被用错。”

  “有些影响因子是用来评价期刊的,怎么能用到论文上?还有些评价学者的指标本身设计就不够全面,既要论文被引频次高,还要求学者高产,屠呦呦等学术大家发表的论文并不多,但能因此否认他们的学术地位吗?”

  苏新宁说:“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水平就肯定不如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这显然不对。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种类有多有少,有的冷门领域只有三种期刊,总不能说自己的论文在‘本领域前三的期刊’上发表吧?”

  “所以不能单看一个指标,要横向比较,看论文有没有本质创新。”在苏新宁看来,SCI和CSSCI就像茶杯和茶缸。“近年来国家又提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三类高质量论文’等提法,一定要注意不能‘以刊评文’,不管用什么器皿,还得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

  一些学者获得院士或“长江学者”等“学术帽子”以后就开始坐享其成,鲜有新成果问世,而部分企业、地方还热衷设立院士工作站,虽然院士本人每年不一定能来指导几次,但动辄要数万至数十万元。

  苏新宁对记者讲了自己所经历的“唯帽子”案例。

  “我平均每年独立署名1到2篇,与他人合作1到2篇,但每年带我名字的新文章却有近10篇,有3篇以上在发表前我完全不知情,2020年新发表的一篇论文,其主要作者甚至至今仍未联系我。”他说。

  更严重的是,帽子、奖项、论文之间,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利益联结关系。

  一个团队需要有资深“大咖”,争取重点项目就更有希望,而有了项目背书,产出的论文才会被一些重点期刊接受。而初出茅庐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资历尚浅,很难拿到重点项目,要么“抱大腿”,要么付出高额的版面费。

  营造有自净能力的学术生态

  本应苦心孤诣、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界,近年却频频曝光功利异化、学术不端等怪现象。苏新宁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五唯”等学术评价的“指挥棒”上。

  2017年,苏新宁在《学术评价与学术考核奖励机制的辩证观》一文中就写道,评价的目标是促进,不能让这种正向促进变成负面导向,把甘坐冷板凳的人变成学术上浮躁的人。

  “科研管理不能简单化,不能机械套用很多不能评价成果的指标来评价成果,必须看论文内容有没有创新,学者有没有新贡献。”他坦言,近三十年来,学术界的评论家少了。“从论文数据库就可以发现,评述性文章少了,带有批评性的书评也很少,多的是总结性的综述文章。好像有一种‘不敢轻易批评和评价’的氛围,结果就是大家倾向于采用一些量化体系,比如SCI和CSSCI。”

  苏新宁说,回首20世纪60至8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的定性评价一直是主流。“当时有一批正直的学术大家能够诤言,也没有那么多指标,当然了,学术成果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学科交叉也不像今天这么多,现在有数字人文,把人文和技术、管理结合起来,评价的难度提升了,很多专家的知识都不能完全覆盖。”

  “学术评价与奖励机制的关系要控制好,不能像企业那样搞物质奖励,发一篇文章就奖励几万元,对科研工作者更多应当是精神奖励,要树立崇尚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价值取向。”苏新宁说,“这种和经济挂钩‘切蛋糕’的做法弱化了学术荣誉感,要从青年教师一代慢慢扭转,虽然他们确实生活工作很辛苦,但要从政策上另辟蹊径改善待遇。”

  苏新宁说,总之要明确,学术评价绝不能仅用定量的方式,必须走出“排行榜”那一套,必须看学术成果对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促进价值,即便定性评价的难度大,也要努力去做,端正学风,坚决排除定性评价中个人友情、单位利益、门派冲突的种种阻力。

  但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评审专家也难免受到各方面影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苏新宁提出了他构想的学术信誉保障机制。

  “在各类高层次人才头衔评比和项目申报中,评审专家的意见应当在一定期限后匿名公布,供学术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参阅;被评审人不仅可以看到专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也可以看到对其他被评审人的意见。”他补充道,“被评审人有权先匿名质疑,再公开对质。”

  “这对评审专家是一种约束,可以及时将公认有评审道德问题的人剔除出去,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净。”苏新宁对记者说,“尤其是‘双一流’建设和近日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更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建立学术公信力,必须久久为功。”

  把中国论文写在中国期刊上

  “SCI至上”的背后,还是中国自主优秀期刊的缺失。

  苏新宁回忆,中国大陆引进SCI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SCI评价体系,此后,南京大学在SCI发文连续7年、引用连续8年位列中国高校第一。

  “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我们当时要借鉴国外的学术平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了。”苏新宁说,“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打造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走出去’,现在是‘引进来’的时候了。”他认为,“我们应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自己的期刊上,把我们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而不是以‘走向世界’‘国际化’为借口,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流。”

  近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已经提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苏新宁提出,中国期刊要有立足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志气,“不能只满足于在国内做到核心期刊的水平,要办成《自然》《科学》那样有世界影响的期刊群,让外国优秀成果争相发表在中国期刊上。”

  他提出,要破解学术期刊企业化的深层问题。“企业要生存,考虑的就是怎么赚钱,而不是怎么把学问做好。科研工作者本是为国家作贡献,结果不仅到数据库看文章要付费,自己写论文投给期刊还要付费,为什么‘中国知网’不能免费给中国人用,这样的模式对学术是一种伤害。”

  苏新宁认为,部分学术资源数据库与学术期刊签署“独家协议”,导致同一领域的不同期刊被分割,提高了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经济成本,也不利于读者全面掌握学术动态。

  他建议,要理顺学术成果发表的利益分配机制,科研项目资金中的版面费、资料费等项目不给个人,而是用于资助学术资源库和学术期刊,作为回报,这些学术资源库要免费向学者开放,学术期刊也不要向作者收版面费。

  “如此,期刊社和数据库不需要费心考虑生存问题,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提升学术品质。”苏新宁说。(本报记者陈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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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货来去如风,什么鬼都没留下!!!